坐在石阶上的婆婆耳垂特别大。“婆婆,您耳垂这么大,好有福气啊!” 我说。 轻轻的、缓和的笑意从她微胖的脸庞漫开来,“您一定有很多孙子吧!” 我又继续说。她笑得更开心了,抬手比着二,“两个,两个。” 她说, “ 很高, 比他还高!” 他指着前面的一个小伙子描述着。“哦, 那真好!” 我说。
后来听说这位婆婆其实有老年痴呆,这两年病得严重些,家里的儿女就回老家来照顾她了。我想起她的表情是有些滞讷,并不主动与其他人交流,但我望着她笑,她也会笑起来。
杨婆婆1941年生于这距离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城近40公里的山村潘家湾里,自幼双目失明。家里人相继离开后,一生未嫁的她便独自一人居住至今。她的家位于海拔近700米的山湾,是潘家湾村最偏远的一组,山虽不高,但山路险峻,对于壮力来说都极难走的路阻碍了杨婆婆下山的机会。
通往三组的水泥路于2008年修缮完成,这时的杨婆婆已经67岁,腿脚不便的她不知此生是否能有机会走出这山村体会人声鼎沸,感受人群熙攘,哪怕只有一次。
发展的山村对于老人来说意义是有限的,但对于村里的后代来说是福泽延绵的。年轻人有能力,也有义务参与到建设中来。而山村因为地理劣势,发展难度大,需要更多的关注。
这画面是中国山村的缩影,也是现状。潘家湾村有760余人口,但常住人口如今只剩120余。这其中绝大部分是老人,幼童,妇女。上世纪80年代起,村里正值当年劳动力开始外出务工,他们中大部分不再回村,如今回村的也是到了回乡养老的年纪。可本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一代人回到村里,却面临着要自食其力的尴尬境地。
自2015年,潘家湾村在市政府的帮助下修缮了村路,村民的房屋,卫生条件得到改善,整体生活环境得到了提升,但这不足以让离家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。
老人在山村守着老屋,他们往往说去城市住不惯,但事实上多半是为了不增加子女在城里的生活压力。对于腿脚还便利的老人来说,他们能十天半月下一次山,或者自己种菜自给自足,不幸的是,农田荒芜没有人种,夏日炎热对于年迈的老人来说种菜也是难事,因此在鱼米之乡,土地富饶的湖北,山里的老人却没有充足的粮食蔬菜。
真实的山村是静止的,是真空的。有田有山有水,无人无关注无力气。对于五亿六千万农村户籍人口来说,农村是他们的根。谁不想回忆起家乡,那儿的人们幸福安康,环境宜人呢?
随着守护山村的老人的离去,若缺乏关注,任由它衰败,保留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,体现中国人依山而居的生活智慧的山村即将消亡。不仅有我们肉眼可见的消逝,伴随磨灭的还有山村本身的价值,或者说我们作为中国人的价值。我们对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的自信在工业和科技的洪流面前瓦解崩裂。
每每看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堆积如山无人使用的共享单车,城市边缘成片的烂尾楼和被废弃的工业园,无法不为这些“垃圾”所投入的巨额资本和资源感到遗憾。
难道这些资源没有理由注入可持续发展并急需要发展的广阔农村吗?为制造这些“垃圾”所倾注的智慧和思考不可以拓展到城市以外吗?
我们急迫的在城市留下自己的印记,忽略周遭更无视过往。
费孝通在他的中国乡村研究中曾得出结论:“中国的城市化过程,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,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,溃烂,以致城市的繁荣将走不远。”
随着近几年精准扶贫的强力落实,国家花费大量人力,物力,财力来挽救贫困山村,像潘家湾村这样的小山村还有无数个,路修好后,扶贫队伍撤离后,它们真的可以继续发展吗?
去到欧美的乡村游览,国人无不艳羡他们极致的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。欧美的乡村不需要开发成旅游景点,自有大批游客心向往之。这是因为城市和乡村资源配置相对平等,这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资源或者发展格局上,更体现在人们的意识中。
在欧美,“country”只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生存聚落,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是一种选择,而不是一种必然。而“乡村”在中国人心中,似乎就意味着落后,闭塞,贫困。
这差别有来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带来的必然距离,还有文化,政治经济形态带来的本质差别。但在中国已是世界经济领导者之一的当下,我们有必要用以反省的姿态来考虑这种差异更来自价值观的不同---国人往往认为城市的发展就是向上的,往农村的投入就是向下的。
这种价值倾斜导致城市发展的同时农村在不断被瓦解,受过教育的人如洪水决堤般涌入城市一去不返,我们能看到的农村新楼,也大多来自在外务工的积攒,农村本身无法创造集体价值。
没有人愿意留在农村当老师,当医生,当校车司机。这些职业只因地域不同就硬生生加上一个名头“农村教师”,“农村医生”……
固然这几年扶贫工作给农村带来了许多改变,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这种倾斜的价值观不改,广大的农村难以有持续的发展。这种价值观的改变,或者只是种理想的愿景,但它或许能给在城市迷茫的人答案,能给他们一个离开城市的理由。
——管正兵 2019年7月29日